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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词的都市人文精神
发布日期:2019-08-03 08:3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123开奖直播马会开奖宋词是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产物,是流行于宋代城市的音乐文学艺术。宋词彰显城市的宜居属性,歌咏城市对居民身心需求的满足;描述城市深广的空间,歌咏居民情感舒展与交流的无限可能;慨叹城市的盛衰,歌咏历史兴替的经验教训。宋词这种显著的都市人文精神,满足了城市居民物质富足之外的精神需求,也构成了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。

  【摘要】宋词是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产物,是流行于宋代城市的音乐文学艺术。宋词彰显城市的宜居属性,歌咏城市对居民身心需求的满足;描述城市深广的空间,歌咏居民情感舒展与交流的无限可能;慨叹城市的盛衰,歌咏历史兴替的经验教训。宋词这种显著的都市人文精神,满足了城市居民物质富足之外的精神需求,也构成了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。

  【关键词】宋词 都市 人文精神 【中图分类号】K244 【文献标识码】A

  宋词传唱于城市和乡村,它是都市的颂歌,也是都市风景的一部分;它能够超越传统的诗、文,而成为一个时期的代表文学,既是其吸纳了众多艺术形式之长、与时俱进地反映时代风貌所致,也是其流播中不沉溺声色、弘扬都市人文精神的结果。风行于宋代都市的歌舞吟唱,有其满足身心娱乐、享受生活的一面,更有其在富足生活中观照现实、探索人文情怀的一面。显著的都市人文精神,是形成宋词艺术性和生命力的重要特征。

  传唱于城市乡村的歌词,风格固然多种多样,但秉承为时代发声的传统,歌颂以城市生活为代表的盛世,则是宋词履行的历史使命。北宋前期处于国力上升时期的词作,多属此类。早期最负盛名的词人柳永(985?1055?),其所作《望海潮》(东南形胜),讴歌江南杭州的繁华,将杭州居民区、商业区的富庶,西湖内、外湖的美景,官民同乐的融洽,展示于一支歌曲中,这是弘扬城市富足精神的名作。杭州西湖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所体现的都市风范,甚至令金主完颜亮动心,欣然兴起投鞭渡江之志。南北东西,城市的繁荣盛况都在宋词歌声所及范围之内,仁宗庆历三年(1043)柳永在成都,作有《一寸金》(井络天开),其中对于这座位于天府之国的都市的蚕市、还云山、浣花溪等几个点进行了描述,蚕市是蜀人春季进行生产物资、生活用品贸易交流的场所,还云山、浣花溪则是蜀人三四月份娱乐游赏之地,词中说:“蚕市繁华,簇簇歌台舞榭。雅俗多游赏,轻裘俊、靓妆艳冶。当春昼,摸石池边,浣花溪畔景如画。”不经意中记录了蜀中人烟稠密、生产发达、人人悠闲从容的景象。

  柳永的词以细致描述见长,但宋词表现城市生活不仅仅是简单的摹写,它在审美取向和内涵表现上,既继承了传统小桥流水的自然属性,又强化了灯火楼台的社会属性,使得城市生活多姿多彩,呈现出多种风格。词中的城市生活在满足人们身心需求上,也呈现出多维度姿态。如此,宋词运用各种技法拓展容量,增强都市歌谣的表现内容,以适应更加丰富的城市生活,这成为宋词发展的动力之一。宋词发展进程中的几个标志,如柳永“以赋为词”、苏轼“以诗为词”、辛弃疾“以文为词”,客观上都适应了歌词增加表述密度、扩充表述内容这一趋势。而宋词中以同一词调、从不同角度描写同一对象的联章体的创作,对于反映城市生活的丰富性来说,更是绝妙的形式。宋代颍州(今安徽阜阳)是京城开封和江淮地区之间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,也是重要城市,颍州西湖更是和杭州西湖齐名的景区。欧阳修(10071072)因为喜欢颍州西湖,晚年便退居于此,其所作《采桑子十首》,用九首的篇幅从轻舟短棹、春深雨过、画船载酒、群芳过后、佳景无时、清明上巳、荷花开后、天容水色、残霞夕照等九个场景,描述西湖兼具乡村风情和都市繁华的宜居特征,最后一首则以近乎咏叹的抒情,来诉说西湖生活对于自己经历宦海浮沉身心的慰藉:“平生为爱西湖好,来拥朱轮。富贵浮云,俯仰流年二十春归来恰似辽东鹤,城郭人民。触目皆新,谁识当年旧主人。”以联章体立体展示城市的园林之美与财货之富,欧阳修并非首创,他的前辈词人潘阆(?1009)就用《酒泉子十首》描写过钱塘(杭州)的西湖、孤山、西山、吴山、龙山、观潮等山水风物,也是城市生活的立体观照。

  歌词歌咏城市的富足,其自身也成为城市富足生活的一部分。宋词歌舞表演成为可供购买的商品,既是城市高水准生活的表现,也为宋词本身的发展带来动力。刘斧《翰府名谈》载:寇准(9611023)一次请善歌者至庭下,自己取金钟独酌,令歌数阕,以供消遣。寇准支付了一束彩绸(束彩)作为报酬,歌者嫌少,寇准侍儿倩桃写诗表不平:“一曲清歌一束绫,美人犹自意嫌轻。不知织女萤窗下,几度抛梭织得成。”比起词人张孝祥给的“小费”,寇准的付费确实有差距。周密《癸辛杂识》载:京口(镇江)多景楼建成,张孝祥(11321170)书写匾额,获得百匹红罗的酬谢。落成宴会之上,酒酣耳热,张孝祥即席赋词,令歌妓合唱,最后将这百匹红罗犒赏了歌妓。一曲歌舞百匹罗,张孝祥的手笔可见歌舞消费很受欢迎的一面。

  歌词作者身份的多样性,使宋词对于城市生活的反映和需求也呈多维度、多层次态势。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,物质富足的歌声传达的是相应精神层面贫乏的忧伤,这一点,即便是位高权重、似乎无所不能的作者也不例外。晏殊(9911055)的《浣溪沙》描述了自己“一曲新词酒一杯”“小园香径独徘徊”已达巅峰的物质享受,但乐极悲生,同时抒发了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伤感与“夕阳西下几时回”的渴望,这种城市生活圆满中的缺憾,是宋词的重要魅力。

  诗言志,歌咏情。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便利的交通、城市及其周围密集的人口,为不同身份、不同阶层的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,也为宋词的创作与流播提供了更多机会。反过来说,城市这种空前深广的空间,为宋词歌咏、沟通不同个体的情感提供了无限可能。宋词便成为人们情感的浓缩与集中的表述。

  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“词体与诗体不同”强调词的这一抒情功能时说:“词之为体,要眇宜修。能言诗之所不能言,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。诗之境阔,词之言长。”聚散之际、酒楼歌筵是宋词的主要创作、传播场合,也是宋人舒展情感的重要场合。城市所提供的深广空间,为宋词情感的挥洒提供了条件。在以城市为基点的深广空间中舒展、交流情感,是宋词抒情的重要特征,宋词若干经典的产生都渊源于此。苏轼好友王巩世居京师,受苏轼“乌台诗案”牵连而贬谪岭外三年,其侍儿宇文柔奴始终追随。哲宗元祐元年(1086)回到京师的王巩与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聚饮,苏轼问柔奴岭南之行的感想,宇文氏以“此心安处,便是吾乡”答之,苏轼为之赋《定风波》:“常羡人间琢玉郎,天应乞与点酥娘。尽道清歌传皓齿,风起,雪飞炎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颜愈少,微笑,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,却道,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这首词后来超越了特定的人事局限,成为开解人生情感困境的名篇。那些仕途不达或者仕途坎坷的词人,游走于都市之间,他们所写羁旅行役之作,也多有这类一夫倡而百夫和的心灵抒写之作。

  于浅斟低唱中进行情感空间开拓和心灵沟通,是宋词的强项;唤起群体共鸣,引领群体狂欢,在共同的目标和希冀中宣泄情怀,也是城市中宋词的重要表现。这方面更突出的是寿词。在城市优裕的物质生活中,拉伸生命的长度、提高生命的质量,便是人们的重要追求。无论男女老少、贫富贵贱,生日宴会上笙箫大作,歌咏长寿、祝福人生便是流行的主旋律。占全部宋词将近十分之一的寿人之词,热闹喜庆,虽然艺术性高者不多,但为繁忙的城市生活带来了浓郁的人情味,具有不低的人文价值。在这方面,即便著名词人也乐于创作。豪放如辛弃疾者,就有不少热闹的寿词,寿上司、寿同事、寿朋友、寿家人,不一而足,其中寿岳母的就有两首,其一为《临江仙为岳母寿》:“住世都无菩萨行,仙家风骨精神。寿如山岳福如云。金花汤沐诰,竹马绮罗群更愿升平添喜事,大家祷祝殷勤。明年此地庆佳辰。一杯千岁酒,重拜太夫人。”这种太平欢乐、俏皮欢谑和金戈铁马声中的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”融为一体,才构成辛弃疾一代词豪的完整形象,两者参看,才是都市宋词歌唱的客观情感影像。

  情感交流贯穿、凝定于每一首歌词文本空间之中,也贯穿于歌词的创作与演唱所经过的空间之间。国家节庆、皇帝生辰的大型宴会上,教坊等礼乐机构的歌舞表演自不必说,皇帝与臣下的个人交流,有时候都借助歌唱来融洽气氛,表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愫。南宋胡铨(11021180)在高宗绍兴八年(1138)因力主抗金、乞斩秦桧等人,被贬岭南十余年,秦桧死后才得以放还。孝宗隆兴元年五月初三晚,他作为侍读学士在临安皇宫被孝宗宴请,作陪者只有孝宗的潘贵妃,胡铨后来记录了宴饮过程,名之《经筵玉音问答》。张鸣《胡铨〈经筵玉音问答考释〉以南宋宫廷唱词为中心》对之有详细解读:席间,第一盏酒孝宗令潘妃唱《贺新郎》,歌词为南宋词人甄龙友所作,围绕这首歌的对话,颇能见出花间尊前、佐酒侑觴的歌词,对于城市人际交流的促进作用:对于为何选择这首歌,孝宗解释说:“《贺新郎》者,朕自贺得卿也”歌词唱到“相见了、又重五”,孝宗对胡铨说:“不数日矣。”唱到“荆江旧俗今如故”,孝宗拍着胡铨的背安慰他:“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,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,实祖宗天地留卿以辅朕也。”第二盏酒孝宗亲唱一曲《喜迁莺》劝胡铨,歌词为北宋词人黄裳为端午泛湖而作,首句有“梅霖初歇”,但此时无雨,于是孝宗说:“梅霖初歇,惜乎无雨。”这次宴会是在端午前两天,孝宗所选这两首词也是写端午的,从词调到歌词都尽量争取和宴会的主题吻合,显示出歌唱安排的细腻与贴心。

  宋词是应城市的娱乐需求而生的,但面对着空前繁荣的城市,宋词并没有单纯迷失于歌舞楼台的单纯享乐。纵情享乐的歌声,也不乏对现实的思考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究,正由于有了这层内涵,歌儿舞女飘扬的旋律里才发散出历史的厚重和深沉。

  流播于城市、歌咏城市的宋词,在某种程度上,也形成一部歌唱的《资治通鉴》。宋词风格与内容的发展变迁,与宋朝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。在重要的历史节点,多有经典的宋词篇章与之相应,仿佛以歌唱来同步描述、评点都市的盛衰。

  北宋词人多歌颂城市为中心的太平盛世,城市的富足和民众安康是其聚焦所在。柳永等市井词人、宫廷词人、大晟府词人都是如此。同时,部分视野开阔的士大夫词人,则立足都市,享受歌儿舞女欢愉之时,保持着清醒的头脑,透过繁华盛世景象,以自身深厚的学养,揭示都市深沉的历史底蕴,为时人进行现场情景教学,指示历史教训,以歌唱揭示都市繁华的变动不居。

  英宗治平四年(1067),王安石知江宁(南京)府,面对历经六朝繁华的都市,他作《桂枝香金陵怀古》,回顾了金陵繁盛、荒废兴替的历史,发出了“千古凭高,对此谩嗟荣辱”的慨叹,这是一个改革家对于城市繁荣持续性的清醒认知,杨湜《古今词话》载,天才词人苏轼也为之叹息不已,说:“此老乃野狐精也。”

  靖康之变,北宋灭亡,众多词人不仅自身投入救国战争中,其作品也往往书写、反映其战斗生活。高宗绍兴八年(1138),岳飞(11031142)收复襄阳后驻节鄂州(湖北武昌),登武昌黄鹤楼,眺望当日豪华的都市开封,而今已是满目残壁断垣,遂作《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》,这首词作者身在城市,写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城市非正常衰落;词中追忆都市往昔繁荣,描述当下的破败,两相对比,令人触目惊心:“想当年、花遮柳护,凤楼龙阁。万岁山前珠翠绕,蓬壶殿里笙歌作。到而今,铁骑满郊畿,风尘恶。”这比任何例子都更能阐释繁华如梦、富贵无凭的内涵。随后“兵安在,膏锋锷。民安在,填沟壑。叹江山如故,千村寥落”的自问自答,更充满了一种悲悯情怀,“何日请缨提锐旅,一鞭直渡清河洛。却归来、再续汉阳游,骑黄鹤”的济世之声便呼之欲出了。

  ⑥张鸣、黄君良、郭鹏:《宋代都市文化与文学风景》,北京: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,2013年。